白毫银针的传奇历史与美丽传说

白毫银针的发展历史概述

清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福鼎用菜茶（有性群体）的壮芽为原料，创制银针白毫。约在1857年，福鼎大白茶品种茶树在福鼎市选育繁殖成功，于是1885年起改用福鼎大白茶品种茶树的壮芽为原料，菜茶因茶芽细小，已不再采用。政和县1880年选育繁殖政和大白茶品种茶树，1889年开始产制银针。

银针白毫早在1891年开始外销，1912～1916年为极盛时期，当时福鼎与政和两市年产各1000余担，1917～1921年受欧战影响，销路阻滞，一落千丈。近叙年来，银针年产也仅在几百公斤至一千公斤之间，为不可多得的珍品。目前银针白毫主销港澳地区。也销往德国及美国等地。在欧洲有的在泡饮红茶时，于杯中添加若干银针，以示名贵。

1982年被商业部评为全国名茶，在30种名茶中列第二位，199O年在河南信阳召开的全国第二、三次名茶评比会上，又两次评为全国名茶。还创制了白毫银针的系列产品，有银钩、银猴、银球、银龙等新的名优茶。1992年银钩被评为福建省名茶，名列第一 。

白毫银针,一段最初的传奇

“形状似针,白毫密披,色白如银”,这是一般人对于白毫银针的认识,这种茶按制茶种类分,属白茶中最高档的茶叶,产于闽东和闻北的福鼎、政和两地。由于它全部采用单芽为原料制作,仅从观赏的角度看,其整个茶芽为白毫覆盖,熠熠闪光,令人赏心悦目;在冲泡时,福鼎产的白毫银针,汤色浅杏黄,味清鲜爽口;而政和产的白毫银针,一般汤味醇厚,香气清芬。

在福鼎,其实一直有制芽茶的传统。早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 《福宁州志·食货·贡辨》中就写道: "芽茶84斤12两,价银13两2钱2分;叶茶61斤11两,价银1两4钱7分9厘。”这段文字说明了明朝时期的福鼎商人已习惯将茶叶按等级卖出不同的价格,而决定等级的关键,正是芽头质量。

在中国红茶销售一枝独秀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白茶从诞生之日起,一直是相当低调的:福鼎在嘉庆元年(1796年)首创了银针以后,到咸丰六年(1857)和光绪七年(1880年)分别发现了茶树良种福鼎大白和福鼎大毫,但直到光绪十二年(1885年)才始制商品化的白毫银针;而政和在光绪六年(1879年）发现政和大白茶,到十年后(1889年)才制出白毫银针。习惯上,人们把福鼎生产的银针称为“北路银针",政和生产的叫“南路银针”,而白毫银针有时亦叫做“银针白毫”。

在整个19世纪的茶叶风云里,福鼎临海的小镇白琳成为茶叶交易的重地,各方客似云来,人群摩肩接踵。按照清乾隆己卯年(1759年)任福宁知府的李拔所编撰的《福宁府志》载:"茶,郡、治俱有,佳者福鼎白琳。”可见白琳茶叶的名声之大。

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所出的《福鼎县乡土志·户口》提到白茶,更多的是这样一个局面: “福鼎出产以茶为宗,二十年前,茶商糜集白琳,肩摩穀击,居然一大市镇。”《福鼎县乡土志·商务表》则载:"白、红、绿三宗,白茶岁二千箱有奇,红茶岁两万箱有奇,俱由船运福州销售。绿茶岁三干零担,水陆并运,销福州三分之一,上海三分之二。红茶粗者亦有远销上海。”

另一篇《福鼎县乡土志·物产》也记载:“茗，邑产以此为大宗,太姥有绿芽茶,白琳有白毫茶,制作极精,为各阜最。”从这些书面材料中,我们就知道,在19世纪末,福鼎茶叶的最大集散地白琳已产白茶,但产量与销量在茶中是最少的,全县只有2000箱。这时候,福鼎最有名的茶是白琳工夫,而刚刚成为商品茶的白毫银针一般被用来拼配红茶出口,因产量稀少、价格昂贵,属于比较小众而高档的茶类。一些欧美市场的消费者,因为喜欢白毫银针的形态,讲究在喝红茶时加入少许白毫银针来增加美感和提高档次,而这也成了一种时髦,反过来又促使中国茶商扩大白茶的生产和销售。

像白琳这样的茶镇之所以兴盛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一清嘉庆四年(1799年),整个清朝最骄傲、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乾隆皇帝去世，而他多年统治留下的隐患,从他的继任者嘉庆皇帝执政开始,就开始不断显现。繁重的税赋和以和坤为典型的官员腐败现象,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而对国际事务的不作为,使得中国彻底丧失了觉察力和赶超外国的机会,国防如同虚设。

而嘉庆从上任开始,就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农民起义不断、东南海上的骚动不止、采矿的封禁、钱粮的亏空、八旗的生计、鸦片的流入等问题,让他焦头烂额。而他还和他的父亲乾隆一样,想维持闭关锁国的政策,以为这样就能保证大清江山永固,可是他不知道,这时中国对峙外国的砝码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而且随着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加深,在他们发现无论用怎样先进的产品都打不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场后,已经下定决心用鸦片来做局。

在中国民间,其实从宋代开始就有用鸦片做药材治病的记录,而从明代开始,随着其进口贸易的逐渐增加,朝廷正式对鸦片征收药材税。清朝时,历代皇帝也仍沿用明朝的方法将鸦片视为药材,征收入口税,不过量都不是很大。嘉庆皇帝本人对鸦片是非常反感的,他注意到了中国鸦片的进口数量在嘉庆五年(1800年)竟然达到了四千箱,情知不妙,所以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他又一次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只可惜弱国无外交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加速了英国人要用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决心。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皇帝去世,道光皇帝继位,中国的鸦片问题越发严重了: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已经多达四万余箱(相当一部分来自走私),约四百万斤。而在此时的英国对华贸易总值中,鸦片输出已占到1/2以上,英国的对华贸易正式由入超变为出超。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由此签署的《南京条约》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南京条约》让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沦落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大清朝颜面扫地。一生勤奋节俭甚至节约到了变态地步的道光皇帝(连龙袍都是打了补丁的)内心深受打击,几年后就去世了。

而英国人对中国市场的凯觎还没有完,他们希望掌握中国茶叶的核心机密,扭转中国茶一统世界的霸主地位,因此派出了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来到中国。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甚至专门给他发了一纸命令: "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

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开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

于是在1848年到1860年间,福琼四次入华,他剃掉头发戴上假辫子,乔装打扮成中国人的模样,还学会了说中国话,在重点茶区的各个茶园活动。对这件事,英国作家托比·马斯格雷夫在其著作的《植物猎人》中做了详细说明: "福琼从衢州和浙江的其他地区成功地采集到了茶树种子。他还从宁波地区、舟山和武夷山采集了标本,负责将23892棵幼株及大约17000棵幼苗运到喜马拉雅山山脚下,同时安排8位中国茶工携带工具一同前往。不久,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和锡金邦,茶园陆续涌现。到了19世纪下半叶,茶叶成了印度北部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西方人喜好喝红茶,所以从中国盗运的种子都被拿到其殖民地去种植,几乎都是红茶,而中国福建生产的红茶这时面对着生产成本远低于国内,因此价格也低得多的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的红茶的冲击,一筹莫展。1860年,中国还是国际市场上的红茶主要输出国,到了1893年,英国红茶市场的份额已有一半被印度、锡兰的红茶取代;而另一方面,国内在1875年创制成功的安徽祁门红茶也异军突起,挤占了不少闽红茶的市场。

这时的福建茶商,终于看到危机,他们决定另辟蹊径,大力推进白茶生产。这时候,无论是闽北的政和,还是闽东的福鼎茶商,都对白毫银针的销售寄予了希望。

福鼎东海之滨的太姥山,历来被看做福鼎白茶的祖庭。而太姥山鸿雪洞顶的“绿雪芽”古茶树则被认为是福鼎白茶的原始“母株”是研制白茶的重要母本。

要说当年的福鼎人对“白毫银针”的认识,用清代周亮工在《闽小记》中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绿雪芽,今呼白毫。色香俱绝,而尤以鸿雪洞为最。功同犀角,为麻疹圣药。运销国外,价与金母。"“价与金母”就是与黄金同价,由此看来,白毫银针不但是民间养生保健的一种良药,而且其价值还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白毫银针第一次出口是在1891年,在1910年以后开始畅销欧美。当年,道光皇帝在洋人压迫下含泪签署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条约中将福州和厦门划为了出口口岸这极大地促进了白毫银针的出口。到了清末民初时,以白毫银针为代表的中国白茶,已经源源不绝地远销欧亚大陆共39个国家和地区,也使得一大批有头脑的福建茶商成为当地巨贾。

有人在北京见过一盒由美国华侨收藏的当年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白毫茶,到现在已经百年历史。它包装十分精美,木盒内部套有锡制的内罐,木盒上不仅刷上漂亮的黑漆,而且还绘有精美的花鸟图案。木盒上的标签则清楚地标示着,出品商是福建的“马玉记”茶号,产品的英文名称是FLOWERY PEKOE (花香白毫),里边装的全是芽茶,不仅肥壮,而且满披白毫,干茶外形、色泽与我们所熟知的白毫银针没有任何差别。

由于白毫银针的鲜叶原料全部是茶芽,所以白毫银针制成成品茶后,芽头肥壮、通身白毫、挺直如针、洁白光亮,十分美观。白毫银针的产地不同,制法上是有差异的。福鼎银针采制时选凉爽晴天,将鲜针薄摊于菱凋帘上,置于日光下曝晒,待含水率达10%-20%时,摊于焙笼上(烘心盘用薄纸垫衬,以防芽毫灼伤变黄),用文火(40-50℃ )烘至足干。

政和银针则一般是将鲜针摊于水筛上,置于通风场所,晾至含水率20%-30%时,移至烈日下晒干,在晴天,也可先晒后风干。银针毛茶经拣剔好后为精茶,复火后趁热装箱。

白毫银针的采摘十分细致,要求极其严格规定是雨天不采、露水不干不采、细瘦芽不采、紫色芽头不采、风伤芽不采、人为损伤芽不采虫伤芽不采、开心芽不采、空心芽不采和病态芽不采,号称十不采。而每年茶树萌发的第轮春芽特别肥壮,是制造优质白毫银针的理想原料。制作白毫银针,只能用肥壮的单芽头,如果采回一芽一叶、一芽二叶的新梢,则只摘取芽心,俗称为抽针(即将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上的芽掐下,抽出做银针的原料,剩下的茎叶做其他种类的白茶或其他茶)。

1912年到1916年是白毫银针销售的极盛时期,当时福鼎与政和两地年产各1000余担,畅销欧美,每担银针价值银元320元(20世纪头30年的中国社会以银元为本币,物价稳定,当时1两黄金约为100银元,1银元大约等于0.7两白银。从购买力来说,在1911-1920年间,上海的米价为每斤3.4分钱,1银元可以买30斤大米;猪肉每斤1角2分至1角3分钱,1银元可以买8斤猪肉;在内陆落后地区3-4块银元则够买整整3亩土地了)。白毫银针,实实在在地丰厚了以茶叶为主要生计的闽北、闽东商人的腰包。

可惜顺遂的日子总是来去匆匆,在白毫银针的主销市场欧洲,这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德、奥匈、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协约国(英、法、俄、美、意大利)一起被卷入了战争。大约有6500万人参战, 1000万人丧生, 2000万人受伤。战争除了造成难以估计的经济损失外,也让中国茶叶的销欧之路被中断,白毫银针的出口受到了巨大影响。茶业快速由盛转衰,年产值不到10万元。被远方战火波及的福建茶商们,不得不暂时离开这个市场。

白毫银针的传说

传说很早以前有一年，政和一带久旱不雨，瘟疫四起，在洞宫山上的一口龙井旁有几株仙草，草汁能治百病。很多勇敢的小伙子纷纷去寻找仙草，但都有去无回。有一户人家，家中兄妹三人志刚、志诚和志玉。三人商定轮流去找仙草。

这一天，大哥来到洞宫山下，这时路旁走出一位老爷爷告诉他说仙草就在山上龙井旁，上山时只能向前不能回头，否则采不到仙草。志刚一口气爬到半山腰，只见满山乱石，阴森恐怖，但忽听一声大喊“你敢往上闯！”，志刚大惊，一回头，立刻变成了这乱石岗上的一块新石头。志诚接着去找仙草。在爬到半山腰时由于回头也变成了一块巨石。

找仙草的重任终于落到了志玉的头上。她出发后，途中也遇见白发爷爷，同样告诉她千万不能回头等话，且送她一块烤糍粑，志玉谢后继续往前走，来到乱石岗，奇怪声音四起，她用糍粑塞住耳朵，坚决不回头，终于爬上山顶来到龙井旁，采下仙草上的芽叶，并用井水浇灌仙草，仙草开花结子，志玉采下种子，立即下山。

回乡后将种子种满山坡。这种仙草便是茶树，，这便是白毫银针名茶的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