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鼎白茶到福州港的兴衰

说到福鼎白茶的兴起和其原产地福鼎的建县有很大关系。在明末战争结束以后的若干年里,当局要发展民生经济,就鼓励民间自发生产,而颁布了颇具仁政意义的《垦荒令》,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这使得当时经济还欠发达的福建地区,掀起了围垦造田的高潮。

摄于上世纪60年代，福鼎茶厂。工人正往货车里装茶叶

由于清早期的福建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茶叶种植领域实行的都是租地农经营方式,而租地农们因为拥有永佃权,使得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只要在当地向山主交纳租金就可永远租种自己正在耕耘的土地,这极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也因此使得大批在战争年代生活无着的外地客民纷纷涌向闽北、闽东租地包山种茶。而百姓生活的稳定、生产物资的丰富,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这又使得集镇贸易空前繁荣。最终,原属福宁府的福鼎,在乾隆四年(1739年)独立置县。虽然仍属福宁府,但它的民间交易自主性大大增强了。

学者们一般都把嘉庆元年(1796年)定为现代意义上的白茶创始时间。而这一年作为划时代的茶叶产品出现在历史上的,正是福鼎用当地菜茶首创的白茶一银针。华茶从清代中期开始,登上对欧销售的世界头牌宝座,在清朝统治者们心目中也拥有了不凡的地位。从那时候开始,政府对茶叶贸易利润的掠夺和控制也加剧了,这一点,从清代茶政制度的变化可窥一斑。

在清初,茶叶是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随意贩运。产茶地区生产的茶叶,除少数优质茶叶要作为“贡茶”,由政府委派官员采办以供奉皇室外,其他作为贸易“田茶",大致也有“官茶”和“商茶"之分。而清政府规定,无论“官茶”还是“商茶",都实行“茶引”制度:茶商领引贩茶,须经税关“截验”放行。如茶无引,或茶、引相离,茶商将会被逮捕。而茶商卖完茶以后,残引还要交回颁发官府。

在这种制度下经营茶叶的茶商,因其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三种。收购商相当于今天的毛茶商人,是茶农和茶行商之间的中间人。茶行商一般为运销茶商的经纪人,有时也兼营毛茶加工业务。因为运销茶商直接在产茶区贩茶,比较麻烦-要设茶行,要验茶引,还要预付货款,他们一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就选择和熟悉当地情况的茶行商合作,茶行商走完一切流程后,向运销茶商收佣金。运销茶商则分成两类,一类是运销“官茶”的,称之为“引商”,直接请引于部,在西北茶马贸易中较普遍,主要目的是维护统一和边疆稳定,所以每运一引(一百斤)茶叶,有五十斤“交官中马”,五十斤“听商自卖”,另外还允许带销“附茶”+四斤,实际上是一种利润的补贴,弥补“官茶”商人在贩运中的花费和损耗。

另一类是运销“商茶”的,称之为“客贩”请引于地方政府,专门运销“商茶”,除缴纳引课之外,凡遇税关,都要验引抽税,其享受的政策福利不如“引商”。

摄于上世纪70年代，福鼎茶厂湖林分厂，女工们正拣剔茶叶

随着清王朝政权的逐渐稳定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从清中期开始,中央政府对茶叶的管制就不再那么严格。尤其随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的开放,清代对外贸易发展加快,闽浙一带的茶叶、烟草、明矾等物资得到大量出口,整个闽东沿海地区的农、渔、牧、茶业都全面发展了。

当时福建茶业的分布呈现这样一个局面:茶树种植遍及各府县,成为各县市的主要物产和主要经济支柱。有“七印总督”之称的清代官员卞宝第在《闽娇铅轩录》一书中对福建各地的物产有详细的记载,其中所列举的产茶县就有:霞浦县、福鼎县、宁德县、安溪县、大田县、南平县、沙县、永安县、建安县、瓯宁县、建阳县、崇安县、政和县、松溪县、邵武县、光泽县、泰宁县及建宁县等。可见,清代福建茶树的种植已经普及,遍及福州、泉州、建宁、福宁、延平、汀州、兴化、邵武、漳州诸府。茶叶分布从宋元时期的闽北发展为闽北、闽东和闽南三足鼎立的局势。

摄于上世纪70年代湖林村大坪岗茶场，茶农采茶

中国白茶的产地是福建闽东和闽北。闽北茶区当时包括建宁、延平和邵武3府,共辖17个县,产茶区主要分布在瓯宁、建阳、崇安带。当时的历史资料记载了那个茶叶大发展的时期:瓯宁县“近来茶山蔓延愈广。瓯辖四乡十二里几遍,西乡在万山深处,亦有茶山”。

茶农种茶建厂“不下干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干厂则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供不应求又数干人” (蒋衡《云寥山人文钞》第二卷);建阳县“山多田少…近多租与江西人开垦种茶";政和 “物产,除茶、杉、笋、纸外,别无大宗"。

当时社会上甚至编了一段《种茶曲》来笑说这样的繁荣: "茶无花香满,家家无田钱,万千山农种茶山之巅…今年辟山南,明年辟山北,一年茶种一年多。

摄于白琳下炉茶场，茶园

包括福宁、福州2府,共辖15个县的闽东茶区,作为在清朝迅速崛起的发达贸易区引人关注。福宁府的产茶区主要分布在福鼎、福安宁德3县。而清代福鼎的茶叶是大宗土产,各乡都产茶,尤其是太姥山地区产的绿雪芽茶、白琳产的白茶和红茶很出名;福安地区则“茶,山园俱有”、“产茶甚美”、“香闻数里";宁德县更是“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其“西路各乡都有,支提尤佳"。较远一点的霞浦县虽然茶产量和茶叶质量都不及福鼎,但各个区也是“皆有种茶”。这时候,进入了近代福建茶叶种植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当时一边是茶叶经济繁荣、一边是国内纷争和国外摩擦都不断的情况下,同治元年(1862年),一个中年人的敦实身影,出现在福建海运贸易的前沿地带。他就是晚清重臣,著名湘军将领，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的左宗棠,他时年50岁，刚刚因为平定太平天国有功,升任闽浙总督。左宗棠来到福建的时候,离清政府和英国签订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已经过去了22年,作为《南京条约》附约的《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虎门条约》)也执行了20年。

摄于1965年福建省揉茶机鉴定工作会议

左宗棠是晚清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主战派,他和虎门销烟的福州籍名将林则徐曾经一见如故。英雄惜英雄的林则徐,把自己的毕生心血在新疆勘察边防时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了左宗棠,并殷殷叮嘱比自己年纪小了一轮、当时还只是一介幕僚的左宗棠:“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林则徐在晚年回到福州老家,身染重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不忘命儿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推荐左宗棠，称其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正是在老师曾国藩、忘年交林则徐以及知己兼儿女亲家的两江总督陶澍等朝廷重臣的举荐下,左宗棠走上了朝堂,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一生在福建度过的时间不短,对福建感情也很深,尤其是在1866年,他在福建设立了晚清政府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今福州马尾造船厂),被人视为洋务运动的领袖。这也是当时远东第一大船厂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用以制造和修理水师武器装备,也是有志于中国强大的一批文臣武将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产物。

作为文人出身的武将,左宗棠粗中有细,他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繁荣对国家军事的重要性,所以非常关注中国对外贸易中利润最丰厚的茶叶经济,而且在观察福建当地的茶叶经济时,他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比如随着福州茶港在咸丰三年(1853年)开埠, 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洋行纷纷在中国驻点,福州市内的英美洋行一度猛增到21家,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怡和、宝顺、琼记等外资财团。他们通过消息灵通的中国买办传递内地市场信息来加强对茶叶市场的控制。对这一点,左宗棠在其奏疏《征收起运销茶税未能定额情形折》中说道:“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追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因此吃尽苦头,至此“利柄操之于夷人,华商不能与争所致"。(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二)。可见,外国人的醉翁之意就在茶,他们想完全控制闽茶贸易。

1865年后的福州海关年报有这样的内容: “市场畅销大量各种茶,需要赶制…整个季度都有轮船等待运货。”而1872年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北华捷报》也报道: “欧洲茶叶消费的惊人增长,其速度超过茶叶生产的发展。”闽茶供不应求,茶叶利润可观,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还是一枝独秀一1832年白毫茶在欧洲大陆平均每担售价100两,在英国每担售价60两; 1868年按每两银折2.8英镑算,每担红茶值128英镑。闽茶成为清代福建的支柱产业,又是对外贸易的唯一大宗商品。

未出仕时,左宗棠在老家湖南买过几十亩田,开园种茶,竟然获利不少,他由此开始对“茶务”有了感情和切身体验。而在福建,他很重视茶务的改革,曾专门上奏了《闽省征收起运销茶税银两专能定额情形折》。对闽茶的重要位,他也曾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时,在其《奏以督印官票代引办法》第七条写道: "所领理藩院茶票,原只运销白毫、武夷、香片、珠兰、大叶、普洱六色杂茶,皆产自闽滇……”左宗棠本身也是爱喝茶的人,从在老家湖南种茶开始,他就喜欢上了亲力耕种、粗茶淡饭的生活。到名茶众多的福建以后,他对红茶和白茶(当时还是用菜茶做的小白茶)评价也都不错。

1958年，在福鼎茶区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摇钱树，栽满山，遍地黄金堆如山，要叫荒山变丛林，要叫茶区人民幸福的歌儿永远唱不完。至今还能唤起那时代人的记忆。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左宗棠就外国茶商垄断茶叶贸易的问题主张朝廷对华商征收茶税不设定额,以维持华商的生计而不致被洋商挤垮。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茶叶的行销“以外洋商贩为大宗,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

追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

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

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主张,是因为清中期以后,清朝统治者眼看茶叶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巨利,镇压国内太平军等又需要大量的军饷,就对国内茶商阶层实行了严苛的税制一在当时,经营盐、茶两业的商人交纳正课,被征收厘金后还要交其他杂税,只能收获微利,维持生计。比如像茶叶,就有“捐助、养廉、充公官礼四项陋规作为杂课”。在《左宗棠奏疏初编》卷三十五中记载, 19世纪50年代时,福建巡抚王懿德奏请皇帝,在闽江上游产茶区征收起运茶税，每百斤茶叶征银一钱四分八厘五毫,咸丰五年(1855年)又增设运销税,至咸丰八年(1858年)又创立茶厘与百货厘等,咸丰十一年(1861年)再加收军饷。这时候,茶叶税厘已上升到每百斤征银二两三钱八分五毫。从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单是茶叶起运税及运销税两种税收总额便达200万两。

 

这样的层层盘剥,使得中国商人只能通过在国际上抬高茶叶价格来减轻压力,而这极大制约了中国茶叶的竞争力。据学者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一书的统计,从咸丰三年(1853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福建全省茶叶税厘共达二千八百九十万两。对茶商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压力!

事实上从福州开埠到19世纪80年代的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闽茶经济曾经因为国际交易的便利得到了极大发展,在欧洲名气极大,闽北和闽东的茶叶(主要是红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后,新兴的茶区印度、锡兰(斯里兰卡)、日本等地的茶叶生产崛起(锡兰在1875年种植茶叶才1080英亩,到1895年已达30.5万英亩),使得消费量开始稳定的国际茶市供过于求,有大量茶叶积压。

摄于1972年店下东岐

这一来中国茶叶价格猛跌, "顺昌县洋口地方,咸同年间袋茶每百斤售银二十余两,光绪七年以后开始下跌,每年头春嫩庄七、八、九两,粗庄三、四、五两”(《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光绪十三年(1887年)“只售七、八两”,光绪十五年(1889年),伦敦市面上普通的工夫茶每磅仅售四便士至四便士半,折银闽茶每担只能五两至五两半方能与之竞争。以中国商人要承担的苛税根本做不到这个价格。

何况和一开始就奔着标准化、机械化、庄园化去发展的印度、锡兰等国的产茶模式相比,中国的茶叶生产管理水平显得落后,从产品本身来说竞争力也不足。于是茶行开始陆续歇业或倒闭,连参与华茶交易的外国洋行也不例外。

 

至1890年,福州“洋商之办茶者,上年共有七家,今年则概行歇矣"。(《光绪十六年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见《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

就这样,福州茶港五十年,从星光璀璨到黯淡的背后,是一部辛酸曲折的闽茶贸易风云录,记录了动荡的时代里,许多人的家国命运。

而这时候,为福建茶业发展操了许多心的左宗棠,已经离世十年。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永远停在他托付了许多感情的福州一那正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同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天津条约》,对此,战功赫赫、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完全不能接受,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做出了严厉批评。而李鸿章气之下,设法剥夺了左宗棠下属的兵权。结果左宗棠在气郁之中过了一个月,就在福州突发疾病去世了。

山河岁月中,永远有不平静的回忆。福建红茶受到冲击,外贸衰落以后,白茶的价值终于被大力挖掘,中国茶商从茶山源头开始,提升白茶的品种、采制和加工工艺水平,中国白茶进入了划时代的发展阶段。从沿海的闽东到山区的闽北,人们越来越尊重科学技术的力量。